许纪霖
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中，有不少学者文豪，如钱钟书、吴宓、梁遇春等皆出自外文系，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，不仅是因他们外语好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学贯中西，文史哲无一不通，可谓是传统意义上的通人。 现如今，外语系再也不是研习西洋文化的伊甸园，而成为生产翻译专才的工厂。外语系的师生之所以令人羡慕，不再是因为知识渊博、视野开阔，而仅仅是因为毕业以后可以找一个好饭碗，或者干起第二职业来适应面广。外语仅仅是作为出国、晋级、谈生意、炫耀身份的工具而存在。 从表面来看，英语在中国可谓是大行其道，本来只有一门英语，却冒出了不少奇奇怪怪的孽种，什么科技英语、商贸英语、旅游英语、托福英语等等，各界人士在为不同种类的英语奔忙。但这些英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文化之根，一个托福将近满分的学生可以对英美的历史文化懵然无知，一个满嘴洋文的高级白领竟然只读《文化苦旅》、《丰乳肥臀》，而不知洛克、休谟为何方人杰。 这自然怪不得外语系的莘莘学子，几十年来形成的外语教学弊端，使得他们只识语言，不知文化。章太炎老先生当年颇瞧不起为洋人服务的翻译，将其列为人群中之末等，而今如此之不堪的外语教学，岂非在重新制造失落灵魂的末等人才？ （《暧昧的怀旧》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